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“1587,AYearofNoSignificance”，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，1981年美国耶鲁
学版。初稿是用英文写的，写成，于向国读者之忱，乃由笔者本译为中文，并作某些修改。
记住【枝叶小说网】：ZHIYEXS.COM
对明史觉趣，说话。1959年，在密支学历史系读书，选定了“明代的漕运”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。这研究程了5年。论文完成，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知半解，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少。为了解决自己的困，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，乃开始收集材料，撰写“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-China”书。当时正值台北影印版了《明实录》，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，自然在所必读。全书133册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，所以只好着头，在书之余每周阅读册。这走马观式的阅览就去了两年半。除此而外，参考奏疏笔记、各地方志，搜寻国外有关的新旧著作，费时更多。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，历时7年，1974年由英国剑桥学版。
结论从材料中。多年以索于材料之中，对明史中的若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，开始摆脱了云亦云的束缚。这些看法容或有所当，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。
比如，去关于明史的叙述，几乎无有“税重民穷”的说法。如果意在说明当的官僚贪污百，无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重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这可以言之成理。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而导致百姓贫困，则与事实有所入。16世纪末，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，约占农村收入的20%。此外各府县般都在10%以，其中又有重的同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%，去苏州远的溧阳县，形就更为奇怪，约在1～5%之间。以总额而言，17世纪末期的英国，为500万，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，折约银2000余万两，和为30倍的中国相埒。据此而作步探索，可知“民穷”的本原因在国家的赋税重，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国家的税率低，受惠者并非农民，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
中国幅员广，形复杂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，施政方针着眼于提倡扶助先的经济，以增益全国财富，而是保护落的经济，以均衡的维持王朝的安全。这种形，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，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，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。面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。洪武二十年（1388），朱元璋自指示，让民纳税实入仓库，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，军士则再发给军饷，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派若税民，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。试验年以，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，乃通令全国施行。这办法之脱离实际，窒碍难通，自待言而自明，于是只好虎头蛇尾，销声匿迹。这种安排虽然再执行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经济措施，则依然危害极。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，国的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的步，次之则银行业、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而产生，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。各地区既互通有无，以就可以分工作，各按其本地的特殊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。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方向，本在德川幕府末期，亦复如是。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，每年向27个同的机构款，总数则银2000两。与此相似，全国布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，此彼往，侧面收受，既无架构，而提的统计数字，经常为纸文，以致发生了述税率参差的现象。这种维护落的农业经济、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法，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的汉唐演为落的明清的主原因。1972年，去英国剑桥，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工作，历时年，兹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，向李公学习。述看法，们已写为“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:ATechnicalInterpretation”文，曾在罗马和港两发表。李公1974年4月30在港演讲，也以此文为讲稿，节译为中文，刊载于港的《七十年代》杂志。
们也很难同意这样种看法，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，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展。资本主义是种组织，种系统。即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，其公式亦为C-M-C，即商品（Commodity）换为货币（Money），货币又再换为商品，川流息。但是货币是种公众的制度，它把原属于公众的权授予私。私资本积累愈多，它纵公众生活的权也愈。同时，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，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，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。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。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，也决愿私财富扩充至易控制的地步，为王朝的安全之累。
明代张瀚所著的《松窗梦语》中，记载了的家以机杼起家。中外治明史的学者，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，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。其实阅全文，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授银锭、因以购机织布云云，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。姑论神授银的荒诞经，即以锭银而论，也足以购买织机，所以此说显然能作为信史。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，在《二酉委谈》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，光烛天，因而称之为“四时雷电镇”。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。实则王世懋的本意，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发，当地居民穿凿地脉，以致没有登科中举；而时局靖，窑三月，即立竿见影，有名秀才乡试中试。
如是等等的问题，其症结到底何在，这是研治明史者所能认真考虑的。笔者以为，中国二千年，以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切问题的症结。写作本书的目的，也重在说明这看法。这看法，在拙著《财政史》中已肇其端。本书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众化，因而采取了传记的铺叙方式。书中所叙，妨称为个失败的总记录。因为叙及的主，有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学士张居正、申时行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，蓟州总兵官戚继光，以知府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，们或败，或名裂，没有个功德圆。即使是侧面提及的，如冯保、拱、张鲸、郑贵妃、福王常洵、俞猷、卢镗、刘（纟廷），也统统没有好结果。这种形，断非个的原因所得以解释，而是当的制度已至山穷，自天子，至庶民，无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。
在述提之，对历史的评论，就难免有与国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入之。例如万历皇帝，历均以为昏庸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，也许会认为笔者同这位皇帝。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，笔者将拟多作无益的辩解。因为本书论述万历，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种应社会需而产生的机构，而每个皇帝又都是个个。又比如海瑞，这也是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，15年的段公案，至今们记忆犹新。在本书中专设海瑞章，并是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画蛇添足，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地方政府的些形。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多，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所载，为京师的形而非般概况，顾炎武的《天郡国利病书》于琐，唐鹤征的叙南直隶、归有光的叙浙江县，也都有欠完整。相形之，海瑞的遗墨，涉及当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，最参考价值。研究海瑞其其文，可以使们对当的形有更的了解。当然，问题还远止此，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延断？何以岛国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能远征本？何以当的西欧已经用器改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城？何以都说海瑞是好官而偏偏屡遭排挤？这些问题，无疑和述总的症结密可分，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。笔者写作此书时，虽已同于去的暗中索，但笔时仍然颇费踌躇。书中所提的答案，均属得之见，敬请读者批语指正。
中国的去，忌特多，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，或指彼而喻此，或借古以讽今，这在明朝更为惯技。本书论述明朝时事，举凡有所议论臧否，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。如果对今今事有所议论，自当秉笔直书，决愿学明朝的办法，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。当然，另方面，以古为鉴，今也未尝能得到若启示。这本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，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流冲突时的侧面形。有了这样个历史的失败，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，恢复故决无可能，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个翻天覆地、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。
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，因为国外况的差别，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，所以这翻译实际是种译写。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，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，而30年的祖国语言又有了少发展，隔更多。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阅读，作了文字的，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，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。所以，本书与读者见面时，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。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本的妥，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。又，廖沫沙史为笔者年时的患难之，蒙在百忙中挥翰题签，为本书生少。谨此并致衷心的谢意。黄仁宇1981年1月于美国
